自媒时代网络舆情管理新格局

  • 作者: 晴天
  • 时间:2019-10-25 10:15:59
  • 点击率:
  • 栏目:危机公关处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在近二十年间,互联网行业发展迅猛,使得媒介传播更具有广泛性、即时性、开放性、共享性、互动性,互联网成为了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网络空间也愈益成为各种思想交流交锋的重要平台。同时,智能化技术为传统的媒体行业注入了新活力,从多个环节、多个层面带来生产思维和管理模式的变革。
随着网络空间多元化和智能化的发展,通过网络表达或传播的舆情呈现出体量巨大、类型复杂、价值密度低、传播速度快等特点。在智媒时代,我们又当如何对网络舆情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来自大数据学院、新闻学院、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等的学生们在暑假期间结合“体悟祖国变化”的主题就“大数据背景下的网络舆情管理”展开了深入调研。其对近年来传媒方式的变化、网络舆论阵地的发展、网络舆情管理的概况进行了梳理。并实地参访了复旦大学基于类脑智能的舆情系统研究项目组与上海蜜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了解了智媒技术在网络舆情管理当中的应用。
传媒方式的变革历程
我国传媒方式的变革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传媒行业始建期、传媒结构改革期、融媒体与智媒体发展期。
传媒行业始建期
在中国建国初期,国家便逐步建立起了一个以北京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的公营新闻网络。这个公营新闻事业网,包括以《人民日报》为中心、以党报为主体的公营报刊网,以新华通讯社为主体的国家通讯社网和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国营人民广播电台网。
从左至右依次为:最早的《人民日报》;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播放的影像。
在这期间,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为报刊,且以党报以及国营报纸为主。至 1954 年,全国一共发行248种报纸,其中 239 种为国营报纸,而余下的 9 种中 4 种为公私合营,5 种为私营报纸(黄瑚,2001)。
同时,人民广播事业也开始逐步建设。至1954年,除西藏和台湾地区,全国各省都完成了本省的广播电台的建设,其承接的三项任务分别为:发布新闻传达政令,社会教育以及文化娱乐(顾亚奇,2008)。
此外,值得瞩目的是中国第一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于 1958 年开始试播。在这一阶段,电视台所承担的责任与广播电台极为相似,被认为应当“担负起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任务”。
然而,在之后的近20年时间中,由于全国经济陷入困难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传媒事业的发展停滞不前。
传媒结构改革期
随着 1978 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新闻事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并形成了以报纸,电视,广播为主的三足鼎立的局势。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的经济体系逐步转变为市场导向,政府不得不同时调整其传媒政策(Aimei Yang,2012),以致媒体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削减了针对报刊,杂志以及广播电视台等大众传媒的补助,于 1979 年开始允许他们售卖广告,且于 1983 年同意他们可以保留收益(Susan L Shirk,2011),而自中共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之后,传媒的市场化与产业化正式步入了历史进程(刘笑盈,2012)。相应地,随着媒介经营方式的开放化和市场化,其所传播的内容也发生了“从灌输模式到受众导向,从理念传递到迎合受众”的重大转变(张志安,2016)。
中国第一条商业广告:由上海电视台播出的“参桂养容酒”广告。当年香港《大公报》当年发表评论称:“广告的出现犹如一声长笛,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巨轮开始启航。
融媒体与智媒体发展期
互联网自九十年代正式投入商用以来,它的快速发展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给人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正当中国的传统媒体在九十年代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时,数字传播、网络传播的方式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在互联网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间,最显著的特色产品便是由一些已完成市场化改革的国有媒体以及应运而生的互联网媒体公司所主导的门户网站以及BBS,它们不仅在市场上受到关注亦在舆论场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力(王梦瑶,2018)。自此,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的“融媒体”时代宣布到来,“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新型媒介方式逐渐成型。
自 2005 之后,随着以交互性为特色的 Web 2.0 时代的到来,原本“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资源控制者集中控制主导的互联网体系”逐步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由广大用户集体智慧和力量主导的互联网体系”(刘娜廖月,2017)。Web 2.0 所带来的技术革新促进了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公民被赋予了参与新闻制作与传播的权力,为原先被动的新闻受众带来了挑战处于权力结构中心的中心媒体的机会。
随着社会化媒体应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的不断成熟,传统媒体的格局再一次被颠覆。2016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彭兰教授指出,我们即将迈入“智媒时代”,即万物皆媒、人机合一、自我进化的时代。以人为主导的媒介形态开始被打破,各种智能物体及新技术的交互融合,推动着传媒产业链的新变革。
万物皆媒,万物互联的时代
网络舆论阵地的发展情况
进入 21 世纪,互联网技术在全球逐渐普及,随之改变了媒介形态与舆论生态:互联网从信息传播平台发展为互动参与平台,公众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机会和表达空间,网络舆论的影响也日益凸显。其既能使互联网成为民主政治参与,尤其是进行舆论监督的空间;亦能成为谣言、水军、极端人群的集中地,甚至造成更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对立。
在互联网发展的不同阶段,网络舆论阵地的参与主体、表达内容、传播特点也有所不同。
Web 1.0 时代
21 世纪初,我国进入 Web 1.0 时代,互联网平台对信息采集与传播主要起集聚功能,即把零散的信息通过超文本加以聚合,提高用户获取信息能力。在这一阶段,用户主要通过各类门户网站获得信息,因此网络政治传播、舆论把控主要依靠网络新闻媒介得以开展,主导传播者仍然是党政机关及其官方媒介,组织、个人在传播过程中力量薄弱(夏欢,2016)。
在此阶段,以网络论坛、新闻留言板为代表的电子公告服务是网络舆论生成的重要平台。新闻跟帖是指网民在网站上阅读新闻后,在随附评论栏里发表意见和看法。网络论坛指以各种话题讨论为主的 BBS,是网络中最早的社会化媒体之一,主要可分为由党政机关的媒体机构主办的政治性论坛(如强国论坛),具有商业性质的论坛(如天涯社区),以及一些高校和个人开设的论坛(邹丽娜,2010)。
网络论坛的传播特点主要体现为:1) 以内容为中心,淡化个体中心、关系在传播中的影响;2) 倾向于针对某些话题进行大规模的封闭讨论;3) 淡化意见领袖的作用,形成相对平等的交流环境;4) 容易孕育自身的的网络亚文化。
“天涯社区”发展的重要时间线
Web 2.0 初代
2002 年以后, 互联网进入以社交网 (SNS) 和即时通讯等主导的 Web 2.0 阶段,用户成为网络信息的主要提供者,互动、共享的网络传播理念及其相关技术的使用,为网络舆论兴盛奠定了技术条件。而党政机关则在反思过去的不足中不断提升对于新媒体的掌握和运营水平(彭兰,2017;余秀才,钟瑛,2010)。
2003 年被认为是“网络舆论年”,网络舆论开始由边缘走向主流。这一年中的许多社会公共事件,如 SARS 暴发、孙志刚案、美伊战争等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网络讨论,网络舆论成为影响事件发展的关键性转折力量。此后网络舆论日益壮大,成为活跃的公共话语空间,讨论焦点也由边缘化问题发展成为社会发展、国家建设和社会问题等话题,并且可以对政府和相关政策产生影响,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谢文雅,2010)。
在此阶段,中国的网络舆论经历了以论坛、贴吧为主导的“社区时代”,以博客为主导的“书房时代”,以微博为主导的“广场时代”和以微信朋友圈为主导的“客厅时代”;且在每个时期,往往是一家独大。
中国的网络舆论经历了以论坛、贴吧为主导的“社区时代”,以博客为主导的“书房时代”,以微博为主导的“广场时代”和以微信朋友圈为主导的“客厅时代”。
在博客的传播过程中,个体构成传播中心,传播媒介相对单一,舆论场主要由精英主导。其内容呈现出具有一定专业性、非碎片化、可延续深度阅读的特点。
微博的传播整合了网站、移动端等,具有多渠道、交互性、开放性、即时性的特性;实现了信息传播与社交网络有机结合,个体借助既有社会地位或影响力可以赢得更多连接从而成为话语权力中心;同时,微博汇集庞大用户群使舆论具有规模效应。在传播内容方面,呈现出碎片化、泛娱乐化的特点。虽然微博上也存在不少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但其依然易转向形式上的娱乐化。
微信上内容可通过朋友圈、好友/群聊、公众号、小程序等进行传播,实现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之间的贯通;虽然在传播频率、渠道、范围上个有一定限制,但对个人私密性具有一定的保障,呈半闭合状的“圈子”结构(赵振宇,熊茵,2016)。在传播内容方面,个人生活和时事新闻等更易受到关注,以碎片化内容为主,同时夹杂着复杂信息。
Web 2.0 深入发展期
2014 年,中国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迈进,进入互联网“新常态”,我国网络舆论阵地进一步转向移动端应用。工信部《2014 年 11 月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14 年 11 月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 亿户,手机网民用户首次超过 PC (张力,刘鹏飞,周亚琼,2015)。在舆论发酵源层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数据表明,2014 年的移动舆论场中超过一半的突发舆情最先在以微信、微博、客户端为代表的“两微一端”首次曝光或发酵升级。
2016 年后网络舆论场呈现出新生态。在平台方面,多平台协同影响格局形成。微信舆情下沉,微博重新崛起,形成“三网”(微博、微信及其他社区型平台)并重的多平台协同影响网络舆论走势的新格局。在人口结构方面,中产阶级取代“三低人群”成为主力军,90 后、00 后的网络力量开始显现和爆发。在表达形式方面,理性化、娱乐化和视频化的特征逐渐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随着知乎、抖音、bilibili等新兴社会化媒体和平台的不断发展,Web 2.0 时代的用户生成内容(UGC)产生了百花齐放的局面,青年亚文化、短视频、直播和知识付费等新的传播形式和内容生产模式层出不穷且更替频繁。
CIC发布的2018年中国社会化媒体格局图
网络舆情管理的概况
网络舆情管理的主体
网络舆论管理的主体主要有两类:制度化控制与非制度化控制。
制度化控制是指通过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方针等明文规定,由政府所实施的宏观层面的控制;制度化控制体现着国家主流舆论的方向与国家法律、法规对网络舆论的监管。
非制度化控制一般是指在民间社会长期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规约和以风俗习惯等方式来实现的社会控制。对于网络舆论而言,主要是指网民之间在使用互联网过程中自发自觉形成的规约,这些规约在网民中广为传播后成为普遍信念,从而对网络舆论产生控制。
智媒时代网络舆情管理的危机与挑战
在当今大数据的背景下,政府等公共部门在进行网络舆论危机管理时也常常面临危机与挑战。
第一,数据资源开发不足,政府应对能力滞后。在我国现有的行政体系中,等级制的思维模式仍然存在。因此,在对网络舆论危机爆发的管控过程中,一些基层地方政府仍旧采取传统的应急模式来处理网络舆论危机事件,而没有认识到现实处理过程中的复杂性、变化性。同时,一些公共部门对数据资源的技术运用掌握能力不足,导致一些仅仅只是通过网络单一主体或是少数主体传播出的舆论危机信息难辨真伪,政府在应对网络舆论危机事件过程中不能快速有效地做出行为调适。当政府做出的行为反应远远慢于网络媒体的传播速度时,就会影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第二,法治环境不健全,数据科学性难监管。由于我国在信息技术、网络安全方面的建设起步较晚、制度管理机制不健全,因而网络安全问题频频发生。在信息不对称和数据的法律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些群体传播出来的数据信息多半是根据自我的主观意志来表述,在信息并不是充分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就会带来负面性的影响。
第三,数据资源碎片化,影响了网络舆论危机管理。在社会治理体制中,仍存在承担社会治理职能的各政府部门各自为政、协同性与合作性不足等问题,不同部门的职能之间交叉和重叠,“信息孤岛”和“信息缠结”的现象并存。
网络舆情管理的相关政策
正确的引导网络舆情走向,对于巩固政府权威性,开展和谐的网络平台以及实现现代化社会治理具有积极意义。我国政府也逐渐意识到网络舆论的影响力,通过出台法规、政策等对互联网予以更加合理、必要的规范。
我国最早涉及互联网信息管理的法规是1994 年出台的《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此后,《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及《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规相继颁布。但由于当时特殊的立法背景和立法环境,该系列法律对怎样属于传播虚假信息等情形都没有作明确规定。
2013 年 9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实施,提出要对网络散布虚假信息,编造不实言论,或滋事闹事, 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进行定罪与处罚,这标志着国家开始重视引导网民在互联网平台中理性行使话语权。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要“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这表明国家更加重视通过媒体资源的整合以加强主流媒体在新闻发布和正确引导舆论走向上的作用。
2016 年 4 月 19 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重要作用。他提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 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这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表明国家更加重视让互联网平台成为官方和群众交流沟通的平台,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2016 年 6 月,国务院提出“互联网 + 政府服务”理念, 两个月后,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提高政务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的开通率, 对政府回应网络舆情的积极性进行了明文规定, 要求一般性舆情事件在48小时内做出回应。同年11月,在《〈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中将特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回应时间明文限制在 5 小时内。
2017 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开始施行, 该部法律是我国首部网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6 月,对新闻信息采编、传播,转载服务的全面的、明确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也开始施行。8 月 25 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来规范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
2017 年 10 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 设与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 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2018 年,全国范围的 “净网 2018”、“护苗 2018”互联网犯罪治理行动开始部署。此外,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公布了《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等法律法规,体现出国家对维护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有着坚定的决心和实际的举措。
2018年4月,国家网信办约谈快手、火山小视频直播短视频平台的负责人,责令相关平台全面进行整改。10月针对自媒体存在的一系列乱象问题,国家网信办开展了整治专项行动,9800 多个自媒体账号被依法依规处置。
智媒技术在网络舆情管理中的应用
智媒化指的是媒体的智能化,是未来物与物、物与人充分连接前提下媒体发展的新趋势。
总体而言,智媒技术将给信息生产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1) 用户分析与匹配的场景化、智能化与精准化;2) 新闻生产的机器化、智能化与分布式;3) 新闻传播的泛在化、智能化与新闻体验的临场化;4) 互动反馈的传感化与智能化。
在网络舆情管理方面,智媒技术的融入则使得舆情分析更趋向于自动化、智能化、精准化,同时提供了基于数理方法的技术手段对舆情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和建模从而实现对舆论走向进行预测。在进行舆论的引导和应对时,基于海量数据形成的案例库,智媒技术也能辅助相关工作者对事实进行更全面的梳理,并借助以往经验提供建议。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现阶段的网络舆情分析开始建立起新的框架,即把信息采集、热点发现、热点评估以及热点的跟踪分析处理整合为一个系统(夏火松 甄化春,2015),让网络舆情的管理更为高效。在新型网络舆情管理系统的设计中,有四点较为关键。
其一是对数据进行高效的采集和存储,现阶段的网络舆情大多通过新闻、博客、社交网络进行传播,以松散的非结构化信息为主体,数据庞大而信息密度低,这对数据的采集与存储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其二是运用算法进行话题发现与追踪,普通的文本聚类可从海量信息中热度较高的共议话题,但在大数据背景下,要实现热点、敏感话题的快速识别并对其趋势变化进行追踪,对算法提出了高要求。
其三是对网络舆情进行倾向性分析,即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对网络传播内容的感情、态度、观点、立场、意图等进行反映,通过社交网络挖掘对网络舆情的传播趋势进行预测。
其四是结合业务场景设计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产品,既可以对于整体文本和用户进行全样本、跨平台的分析,也可以对于群体进行细分化分析,还可以对个体或个例进行精准性的分析。
为了解智媒技术在网络舆情管理中的具体应用,实践团队对复旦大学基于类脑智能的舆情系统研究项目组与新浪微热点大数据研究院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内容将陆续推出。
在此次调研当中,实践团队充分发挥交叉学科的优势,从新闻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的角度对大数据背景下的网络舆情管理模式进行了细致的探索。从传媒方式的变化、网络舆论阵地的发展、舆情的生成和传播机制、网络舆情管理的现状着手,通过文献调研与实地参访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上话题有了具体切实的认知。
在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舆情管理所需涉及的范围更广,也难以对源头众多的信息进行及时的、有效的分析和处理。然而,在智媒时代,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等数字化技术也为互联网时代的舆情管理提供了新机遇和新方法。未来,更是需要进行深度的学科融合,传统的传媒相关的学科应当结合实际、提炼理论、总结规律,技术学科应当洞察需求、应用理论、攻破瓶颈。期待着在诸多学科、部门、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网络舆情管理行业能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本文标题:自媒时代网络舆情管理新格局
本文链接:http://www.jnkjsc.cn/ggql/626.html


客服QQ: 1446592962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
北京双城网络公关公司以客户危机事件处理、负面公关处理,用户满意为最高准则,多年的危机公关行业经验,让我们远超大部分的危机公关公司,我们成立于2015年,公司业务主要为,网络危机公关、危机事件处理、危机公关公司

156520-39110

随时联系